明代以降湘黔桂边区“糯改粘”的历史考察
文献类型：学位论文
| 作者 | 王宇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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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辩日期 | 2019-06 |
| 文献子类 | 博士 |
| 授予单位 | 中国科学院大学 |
| 授予地点 | 北京 |
| 导师 | 曾雄生 |
| 关键词 | 糯改粘 农业技术变迁 明代以降 湘黔桂边区 糯稻栽培圈 |
| 学位名称 | 理学博士 |
| 学位专业 | 科学史 |
| 其他题名 | A Historical Investigation of the "From Glutinous Rice to Non Glutinous Rice" Process in the Border Regions of Hunan-Guizhou-Guangxi Provinces since Ming Dynasty |
| 英文摘要 | 始自明代的西南地区“糯改粘”影响深远，却未能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本研究选取湘黔桂边少数民族稻作区作为研究对象，以“科技与社会”作为主要视角，运用文献研究和实地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力求系统地梳理糯稻和粘稻两个稻作体系的差异及各自的技术特点，还原“糯改粘”的全过程，探讨该重大农业技术变迁带来的系列效应和影响，并进一步揭示其肇始的动因和发展的规律。糯稻与粘稻的生物学差异导致了两者的生态学差异，并要求农业技术及工具方面形成两套不同的系统分别与之配合，而糯粘在技术工具系统上的分化最终必然催生出两种不同的稻作文化。因此，糯稻与粘稻分属两个迥异的稻作体系，“糯改粘”是整个稻作体系的根本转换。本研究具体说明了“糯改粘”是选择不同田地、稻种、田间管理技术和耕作制度的全方位农业技术变迁，会引发生态、经济、社会三大层面的连锁反应。糯粘的体系之别于早已完成粘稻化的汉族地区难以见到，而在尚处于“糯改粘”尾声的西南少数民族山区却有清晰的呈现。湘黔桂边区位于亚洲糯稻栽培圈的中心区域，其土著民族已有近万年的稻作史。本研究经系统整理，再现了明初拉开序幕且一直延续至今的“糯改粘”的发展历程：明代的屯军移民为边区带来了粘谷种及美洲作物，各屯堡首先创建了粘稻栽培点，其后沿着驿道和河流出现了线状分布的粘稻栽培带。清代开辟苗疆和劝垦荒地等措施引来了更多的汉族移民，引进了更多的粘稻品种，也创造了更大的粘米需求，边区开垦并改栽了大量水田，粘稻田开始在平坝区呈片状分布。同期，汉族精耕细作的集约农业技术也在向边区传播。民国时期以大饥荒和抗日战争为导火索，政府不断下令“减糯增籼（粘）”，并建立起近代农业科技推广组织体系，大力引进和选育了许多粘稻品种，大大加速了“糯改粘”的进程，边区北部清水江流域大都成为了粘稻区，南部都柳江流域的粘稻比例也有显著上升。建国后，大跃进和文革等政治运动提供的政府推动力量、两次水稻育种革命提供的科技推动力量、改革开放提供的社会推动力量都是空前强大的，加上人口猛增带来了空前强大的人口压力，“糯改籼（粘）”获得了史无前例的进展，粘稻在铺满平坝后继续向高山扩张，新育稻种层出不穷，杂交粘稻大行其道，边区稻作品种格局已彻底颠覆。现今边区糯稻栽培圈几乎萎缩殆尽，只在南部边远山区残余了几个村寨规模的糯稻栽培点。整个边区“糯改粘”进程可依次分为移民主导时期（1368~1925年）、官方主导时期（1926~1978年）和当地人主导时期（1979年至今）；若聚焦于育种技术承担主体的演变，又可分为农家常规选种阶段（明朝初年~20世纪30年代中期）、专家常规育种阶段（20世纪30年代末~70年代初）和专家杂交育种阶段（20世纪70年代至今）。边区的湘西部分最先完成改种进程，桂北次之，黔东南迟至今日仍保有数个糯作点，三省区在进度上各有快慢是由地理位置和管治政策的不同造成的。今日边区“糯改粘”得以基本完成，是外来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股力量共同推动的结果。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主导力量，但总的趋势是诸外力对稻作改种进程的影响越来越大。改种粘稻的最初动因是汉族军民的饮食习惯；政策压力和人口压力贯穿了整个改种过程，中后期强度尤烈，在很长时段是决定性推动力量；明清时期汉族先进的农耕技术对边区糯稻栽培已有影响，20世纪初开始引进的近现代农业科技令粘稻不断刷新单产纪录，并在今天获得了相对于糯稻的压倒性产量优势；上世纪末至今，外界社会及市场对稻作改种的影响力急剧攀升，打工潮已成为现阶段最重要的推动力；而自然条件的作用相对恒定。总之，稻种嬗替的根源是社会变迁。“糯改粘”是一个农业生产效率不断提升的过程。在人地关系紧张时，粘稻相对于糯稻的优势尤为明显。在不断增强的外力作用下，“糯改粘”又是一个稻作体系不断开放的过程。它先后经历了内地化（汉化）和全球化两个梯级。它既包括物质循环的开放，也包括文化结构的开放，前者会带来环境保护和经济安全的问题，后者会带来文化保护和社会适应的问题。“糯改粘”还是一个近现代科学技术逐步取代传统乡土技艺的过程及一个汉文化逐步同化少数民族文化的过程，也意味着不同发展观的切换。稻作同时身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之中，如果不综合考量稻种、稻田和稻农三者间的互动，就不能全面深入地理解“糯改粘”发展史和稻作区内糯粘分界线的推移。最后，“糯改粘”是对复杂农业系统的一种片面干预，如果不综合考量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三者的可持续性并取得平衡，就无法求得该稻作改种措施的真正成功。本研究倾向于认为，湘黔桂边区的“糯改粘”进程可以视作汉地古代稻作品种格局流变的最后延续，也是整个亚洲糯稻栽培圈萎缩的一个缩影。然而，边区“糯改粘”在全国乃至亚洲稻作史中究竟居于何种地位仍需做进一步深入探讨。 |
| 语种 | 中文 |
| 页码 | 222 |
| 源URL | [http://ir.ihns.ac.cn/handle/311051/9348]  |
| 专题 | 研究生_学位论文_博士论文 |
| 作者单位 |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
| 推荐引用方式 GB/T 7714 | 王宇丰. 明代以降湘黔桂边区“糯改粘”的历史考察[D]. 北京. 中国科学院大学. 2019. |
入库方式： OAI收割
来源：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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