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主体—过程”视角的智慧城市规划实施研究
文献类型：学位论文
| 作者 | 韩燕 |
| 答辩日期 | 2023-06 |
| 文献子类 | 学术型学位 |
| 授予单位 | 中国科学院大学 |
| 授予地点 |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
| 导师 | 蔡建明 |
| 关键词 | 智慧城市 智慧城市规划 信息技术 多元主体参与 协同演进 |
| 学位名称 | 博士 |
| 学位专业 | 人文地理学 |
| 英文摘要 | 21 世纪的前二十年见证了智慧城市从新兴的营销叙事转变为全球性的地理事实。随着世界范围内持续的人口增长和城市扩张，城市地区面临资源环境、经济和社会可持续性的复杂挑战，而新一轮信息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让政策制定者看到了破解制约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构性难题、重塑城市综合竞争力的曙光。由此，人口规模庞大、城市建设诉求旺盛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在国际社会发挥空前影响力，成为这一全球进程的主要推动者与践行者。在此背景下，国际社会对智慧城市的关注重点不再将其作为一种静态概念或绝对标准，而越来越将其理解为城市以智慧化为目标的规划建构过程。在国内，智慧城市理念的引入与演变贯穿于我国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从要素-投资驱动到创新驱动的赛道转换过程，智慧城市规划成为解决城市问题的重要方向和工具。在本土化实践上展现出旺盛需求与巨大潜力的同时，智慧城市的规划建设实践也倒逼社会、经济、制度等领域长久以来存在的结构性制约与现实瓶颈成为亟待解决的当务之急。当前，系统意识的缺位已经成为智慧城市建设困局的首要原因，特别是缺乏对智慧城市规划实施过程机制的关注、研究与具体探讨。 本文基于对智慧城市规划的国际与国内新近研究及实践进展的全面梳理，结合相关基础理论与概念的凝练，从“主体—过程”视角初步构建了智慧城市规划实施的理论框架，确定了技术—资本主导、规划—政策主导与空间—实践主导三种智慧城市类型，并分别以杭州、武汉、上海为代表案例对其智慧城市规划建设脉络及演化特征进行了实证解析。主要结论如下： （1）智慧城市发展是一种遵循非线性逻辑的系统协同演进过程。本文发现，社会、规划、技术领域发生的变革具有内在逻辑的一致性：从工业革命到信息科技革命，生产力变革的影响力以生产关系转型为表现形式在技术、制度、社会领域依次“耗散”，与此同时转型发生在这三个领域的平均周期也依次递减。由此，可以推导出本文智慧城市规划实施理论框架的基本出发点：以21 世纪Web2.0 技术和智慧城市的兴起为标志，人类社会已经进入技术—规划—人地系统加速耦合的高能态。直到新的技术变革“奇点”到来之前，技术进步、规划创新与城市社会转型的相互影响会随着技术创新要素的累积而越来越直接和密集。以Web3.0 技术革命为拐点，城市转型的动力机制将出现扭转，开启从技术向制度、社会领域的新一轮“耗散”，之后人类社会进入技术—制度—人地系统高度协同的新平衡态，步入以人机无缝融合、空间高速流动、功能高度复合为特征的信息社会。而在变化的外部环境下，智慧城市规划的本质要求是通过促进“技术—规划—人地系统”的协调演进最终实现以人为中心的人类发展模式与价值转变。 （2）智慧城市规划是将城市内各种各样的行动者和利益相关者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重要平台和纽带。智慧城市规划实施主要由信息技术企业、政府机构、社会公众三类主体构成，其对城市发展的主要影响路径体现在对参与主体之间相互作用特征的影响，因此智慧城市规划实施的效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主要参与者和利益相关者能在何种水平上围绕规划目标形成合作、共享、协作的意识系统和集体行动，从而推动城市系统从相对无序状态向相对有序状态的演化进程。多主体的集体基础条件越好，城市的智慧化决策约趋近于公共价值，其智慧战略的实施效果越可预测。反之，就会导致智慧城市发展目标与公共价值的背道而驰，即便在短期内取得一定效果，长期发展前景也会受到结构性制约，最终都导致城市系统的发展演变过程中不确定性与脆弱性的加剧。 （3）国内语境下的智慧城市建设具有行政主导特色，加上城市发展的速度快、基础条件差异大，这就使得智慧城市规划在介入阶段找准“第一推动力”成为后续撬动集体行动的关键前提。能否找准第一推动力主要取决于两方面的影响因素：一方面，对城市本底条件、特征与问题的透彻理解构建良好的集体行动模式的首要前提；另一方面，构建集体行动的质量很大程度取决于城市决策者的意识水平、制度领导力、部门业务协同与服务能力与环境支撑等方面的持续性努力。本文选取杭州、武汉、上海作为三种类型的代表案例进行探讨，主要发现如下： 在对技术—资本主导型典型代表杭州的研究中发现，以阿里巴巴为首的本地信息技术生态是杭州智慧城市建设的关键推动者，“城市大脑”平台的建设以及基于该平台的应用创新相继带来了杭州交通、安防、旅游等领域的革命性提升。在本案例中，信息技术巨头企业对智慧城市规划实施进程的驱动作用体现为两种机制的构建：第一种机制是围绕先进的智能技术平台构建起来的智慧城市规划体系，第二种机制是通过用户导向的信息与服务的集成让技术、知识、人力与社会资本、创新要素紧密黏附在硬件基础设施网络上，从而使社会经济、生产生活、社区社群组织运行呈现更强的开放性、流动性和韧性。然而，以信息技术产业为主导的杭州的智慧城市建设并不是完美的。一方面，尽管地方当局已经非常努力将市场利益与公共利益进行最大限度的结合，但信息资本的逐利扩张仍然不可避免地对城市的资源环境产生了一定的负外部性。另一方面，政府机制体制创新滞后于先进信息技术应用推广的步伐，这种不协调往往会使智慧城市的深度发展面临部门利益博弈等方面的阻碍。武汉智慧城市的规划建设历程设作为规划—政策主导型的典型代表，展现了政府机构如何从城市智慧化的追求中不断学习、实现理念与能力的双重升级，从而在应对城市日益增长的不确定性、增强城市竞争力和认同感方面取得显著的成就。最初，武汉对基于信息技术的城市发展前景过于乐观，在缺乏清晰目标和务实行动路线的前提下对智慧城市寄予了不切实际的期望，错误的理念和不成熟的现实基础共同造就了武汉智慧城市建设前期的种种现实阻力。然而，智慧城市项目实践的不断试错和新冠疫情的现实考验也成为了政府从单一维度的产业和经济增长转向重新思考智慧城市理念和务实运用信息技术工具的重要触发因素，2020 年疫后经济重振背景下的新一轮智慧城市规划建设热潮成为城市当局规划转型和理念创新的催化剂和试炼场，一方面武汉的规划决策与实施监督机制更加科学化，另一方面，城市政策制定者和市民对智慧技术应用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认知更加清晰、愿景更加具体、态度更加务实。 作为空间—实践主导型智慧城市的代表，上海智慧城市实践有着社会公众、政策制定者与信息技术企业主体之间的良好的互动机制基础。在2011 年以来三轮智慧城市规划的循序渐进下，城市系统在多元主体的协同努力下从碎片化的资源环境复合体逐渐向一个具有适应性、反身性和迭代性的“智能有机体”发生转变，从而能够更好地识别和响应不同居民群体不断变化的服务需求，并为城市居民创造更便捷、有温度的生活场所。2021 年上海第四轮智慧城市规划提出了城市数字化转型的新时期目标。尽管在规划发布的第二年，上海因新冠疫情的爆发一度在社区一级陷入管理混乱的状态，但这次社区治理的危机完全印证了上海市政府对智慧城市建设的判断的正确性：尽管上海市在多元主体参与和以市民为中心的应用服务方面走在全国前列，但智慧技术在基层组织单元的渗透仍然是不充分的，城市治理与社会运行仍然存在诸多堵点，因此极其有必要通过整个城市范围的数字化转型来构建一个数据自由流动、多元主体及利益相关者自由组织、密切协作的一体化社会网络。通过案例研究可知，不同的第一推动力在构建集体行动中也有不同的路径机制。对于技术—资本主导型的智慧城市，其机制包括自组织下的产业生态再造、政府推动下的成本效益提升、数据赋能下的战略协同组合以及市场共治下的公共服务创新等；对于规划—政策主导型，有基于服务扩大利益相关者、以人为主中心的应用服务设计等；对于空间—实践主导型，有多主体竞合博弈下的滚动推进、融合创新下的包容性解决方案等。 （4）就内在逻辑的递进关系而言，其不同阶段的第一推动力遵循着从技术—资本主导、规划—政策主导向空间—实践主导层层递进的路线。对于在智慧城市建设中形成良好集体行动基础的城市，数字化应用向城市空间与社会基层单元的渗透效果越好，从而有助于知识、创新、人才等先进要素会在更微小的城市空间单元中沉淀、集散、形成微循环，从而带来城市建成环境和组织结构的渐进变革。至此，智慧城市的核心将不再是技术的智慧，而是所有机构和居民利用工具提升人类福祉、机构能力和追求城市发展的可持续、韧性和包容性目标的智慧。 |
| 语种 | 中文 |
| 页码 | 176 |
| 源URL | [http://ir.igsnrr.ac.cn/handle/311030/199771]  |
| 专题 | 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_研究生部 |
| 推荐引用方式 GB/T 7714 | 韩燕. 基于“主体—过程”视角的智慧城市规划实施研究[D].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大学. 2023. |
入库方式： OAI收割
来源：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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