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地区乡村地域系统功能转型的过程与机制研究
文献类型：学位论文
| 作者 | 闫宇星 |
| 答辩日期 | 2024-06 |
| 文献子类 | 学术型学位 |
| 授予单位 | 中国科学院大学 |
| 授予地点 |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
| 导师 | 陈玉福 |
| 关键词 | 乡村地域系统功能 时空格局 转型机制 优化调控 京津冀地区 乡村振兴 |
| 学位名称 | 硕士 |
| 学位专业 | 人文地理学 |
| 英文摘要 | 改革开放以来，迅速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不仅极大促进了城市发展和社会进步，同时也为乡村地区带来了空前的发展机遇。但长期以来，我国以经济增长和城市建设为核心的“重城轻乡”发展模式导致了劳动力单向流动、农村土地荒废以及生态环境恶化等诸多问题，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正是为了解决传统城乡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诸多失衡问题，为乡村的转型发展指明了新的发展方向。近年来，京津冀地区的城乡转型速度明显加快，包括产业结构调整、人口流动和土地利用变化等多个方面，乡村地区面临着社会结构变迁、经济发展不平衡和环境保护压力等重大挑战。在此背景下，对京津冀地区进行乡村地域系统功能评价、时空分异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探究功能转型机制并提出优化调控策略，对于推进乡村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论文以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多功能性理论与乡村地域系统理论为指导，面向国家乡村振兴战略需求，按照“格局变化-机制研究-优化调控”的地理学综合研究范式开展。首先，构建了乡村地域系统功能分类框架和评价指标体系，从三生功能视角，综合采用多源数据对乡村地域系统功能进行定量测度，揭示京津冀地区乡村地域系统功能的时空变化特征与影响因素。随后，采用综合的功能类型区划方法进行乡村地域系统的功能分区，运用转移矩阵方法识别经历了功能转型的地区；通过网络分析与政策梳理识别与分析促进或阻碍乡村地域系统功能转型的关键因素，揭示乡村地域系统功能转型机制。最后，围绕转型机制研究结果，提出不同功能类型区的优化调控策略，并结合微观尺度上典型地区开展实地调研与实证分析，总结乡村地域系统功能转型发展的不同地域模式，以期为探究京津冀城乡协同发展、乡村格局优化与重构提供借鉴与参考。主要结论如下： （1）2000-2020 年间，京津冀地区的生产、生活、生态功能均经历显著变化，其中生产功能提升，生活功能总体水平下降，生态功能异质性变化不明显，且这些变化受到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因素的共同影响。 2000-2020 年间，京津冀地区生产功能的空间分布呈现“西北低-东南高”的格局，数量结构经历了由“宝塔形”向“金字塔形”的转变，体现了生产功能整体水平的提高以及发展异质性的减弱。其中，农业生产功能从0.30 升至0.36，非农业生产功能从0.09 升至0.12，显示出区域生产能力的增强。这一转变得益于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因素的相互作用，尤其是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改善对非农业活动的促进作用。 生活功能的空间分布从2000 年的相对均匀转为2010 年和2020 年的“西北低-东南高”格局，数量结构虽然保持“宝塔形”，但总体水平有所下降。低水平和较低水平地区占比上升，而高水平和较高水平地区占比下降，反映出区域间发展差异的扩大。此外，社会保障功能的下降（均值从0.29 降至0.19）进一步反映出社会保障体系面临的挑战。 生态功能的空间分布展现了由西北向东南的“低-高-高-低”格局，高水平地区以“西南-东北”走向呈带状分布。尽管数量结构从“金字塔形”转为“宝塔形”，总体水平有所下降，但生态功能的异质性变化不明显，仍然保持“多极多点”的趋势。生态功能通常受到地理和自然条件的制约，其变化需要长时间尺度才能显现。地级市划分造成的行政壁垒对生产功能的影响相对较小，而对生活功能的影响较大，对生态功能的影响不明显。 （2）2000-2020 年间，京津冀地区乡村地域系统功能类型区的演变经历了从单一功能主导向多功能协同发展的转型。 生态功能主导优势区的比例先是从2000 年的18.18%显著增加至2010 年的49.73%，随后至2020 年降低至21.93%，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与产业升级转型，单一功能主导优势区大量转为双功能协同发展区，生产生态功能协同发展区在2020 年保持较高比例。综合发展优势区从2000 年的25.67%的下降至2010 年的5.88%，后上升至2020 年的15.51%，在生态环境保护上的政策倾斜、经济结构的深度调整、城镇化进程的加速以及京津冀一体化发展战略的综合影响。滞后发展区占比在不同年份间波动但整体稳定，功能区类型比例逐渐趋于均衡。生态功能主导优势区主要集中在燕山-太行山沿线，凸显其作为重要生态屏障和水源涵养地的地位。生产功能主导优势区到2020 年在东部沿海地带出现集中趋势，显示产业布局的空间转移。双功能协同发展区广泛分布，尤其是生活生态与生产生态功能协同发展区，分别位于北部山区与东南部平原，体现了粮食生产与生态保育的协同重要性。综合发展优势区逐渐减少，滞后发展区较为稳定。 2000-2010 年间，京津冀地区转型模式主要表现为从生活生态功能协同发展、生产生态功能协同发展和综合发展向生态功能主导转变，以及从综合发展向滞后发展转变，其他转型模式相对较少。2010 至2020 年间，地区经历了向生活生态功能协同发展、生产生态功能协同发展和综合发展的转型，反映出发展重心从单一生态功能主导模式向生产、生活与生态功能的协同发展转变。 （3）乡村地域系统功能转型过程中，内部关系从脱钩到重新耦合，经历了从重视基础设施建设与生产能力提升，到经济结构调整与生活质量提升，再到产业融合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 2000-2020 年间，乡村地域系统功能指标网络的演变体现了中国乡村经济与社会的深刻变化。在2000 年，该网络通过17 个功能指标形成了4 个明显的模块，随着时间的推进，到了2010 年，这些模块的数量增多而规模变小，显示出功能指标间关系的细化和专业化。进入2020 年，这些模块开始重新结合，反映了功能内部关系从分散脱钩到重新耦合的过程，标志着乡村地域系统内部结构的优化与整合。乡村地域系统功能转型过程与机制可以概括为：初期，重点关注农业生产能力的提升，政府出台惠民政策解决“三农”问题，奠定转型基础；中期，通过科技支撑、产业结构优化及改革创新，促进第二、三产业发展；经济与生活质量提升期间，政策聚焦农村居民生活改善；后期，产业融合与创新，以及绿色发展策略实现了生产、生活与生态的和谐共生。 （4）基于乡村地域系统功能转型机制的深入分析，提出了不同功能类型区的优化调控策略，识别并总结了乡村地域系统功能转型的典型模式和成功经验。宏观尺度上，研究按照生态功能主导优势区、生活功能主导优势区、生产功能主导优势区、生产生活功能协同发展区、生产生态功能协同发展区、生态生活功能协同发展区、综合发展优势区及滞后发展区等分区特征，探索各分区在乡村振兴中的角色定位、面临的挑战以及必要的优化调控策略。微观尺度上，总结了四种典型的乡村转型模式：农旅融合型（后郝窑村）、能人带动型（上三道河村）、农光互补型（德胜村）、易地搬迁复垦型（张纪新城），展示了产业融合、技术应用与社会福利增进在乡村转型中的关键作用。 研究提供了一个系统性的方法框架来评估乡村地域系统的功能转型，有助于理解乡村发展的复杂性和动态性。通过定量和定性的综合分析，该研究不仅揭示了京津冀地区乡村地域系统功能变化的时空特征和驱动因素，还为乡村地域系统功能的优化调控提供了具体策略，支持了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的战略决策。 此外，通过总结不同区域的成功经验和转型模式，为其他地区乡村振兴提供了借鉴和参考。这种方法论的应用，不仅有助于优化和重构京津冀地区的乡村格局，也为其他地区或类似研究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案例。 |
| 语种 | 中文 |
| 页码 | 123 |
| 源URL | [http://ir.igsnrr.ac.cn/handle/311030/208075]  |
| 专题 | 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_研究生部 |
| 推荐引用方式 GB/T 7714 | 闫宇星. 京津冀地区乡村地域系统功能转型的过程与机制研究[D].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大学. 2024. |
入库方式： OAI收割
来源：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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